【2010/04/12】乍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，不甚明白，然而細細回想，耐人尋味之處簡直不勝枚舉。
首先，全片長兩百多分鐘，故事發生在1960年代的台北，政治氣氛詭譎的年代；故事主角來自遷台不久外省家庭，有剛正不阿的父親和憂心教職不保的母親，經濟狀況不甚穩定的這家，雖是所謂的「外省人」，卻完全不是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；故事場景集中於校園，由背景觀，班級學生的多元恰反映了族群組成份子的形同實異。由個人觀，除父親外，其餘角色個性近乎扁平，而主角小四，初始是品學兼優的學生，事件遞進為其心態轉變添加動力，大家都知道每個事件背後都有個故事，就像小四行兇有著諸多原因，錯綜複雜的因果關係就是個故事，但若深入細究，故事的發展不脫人性與時代纏搏的結果，所以，無論「少年殺人」本身多麼駭人，那也絕非本片核心，我猜想，重點在於殺人成因如何蘊積能量終至壓垮一少年，因此，楊德昌導演以兩百多分鐘述說的不只是一個事件，而是一個時代，一個苦無出口的時代。
由小四周遭所輻射而出的故事，看似零散，但至少隱含了兩敘事軸，一為小四與父親的關係及父親的轉變，二則是小四與小明的關係，我們會發現，兩者有著巧妙的平行關係，兩者一起建立，兩者一起崩毀。小四初次在校被記過，父親據理力爭，還要小四不要氣餒，此時小四與小明逐步建立了感情。而後，父親因拒與汪狗同流合汙，受誣陷而遭情治單位約談，返家後的父親變了，父親一身傲骨終究屈服於現況，此際小四面臨退學命運，父親苦心請求官僚校方高抬貴手，同時，小明家計無著，投靠了權貴子弟小馬，小四也要向這樣的現況妥協嗎？沒有出口的小四在這裡掙扎著。
小四所痛苦的，表面是愛人琵琶別抱，更深層的，是信仰毀解後的無所適從，初始他認識的小明是懷念著Honey的小明，與他在一起的小明也是純良專情的，這樣的小明是小四的信仰。但不幸的，小明就一個體弱的寡母，因此她須為自己打算，不管她是否願意，她絲毫無選擇餘地，小明經歷如此，所以，最末小四與小明發生激烈衝突，她瘋狂喊著「我不會改變，世界也不會為誰而改變」，其中包含了多少她生命中「不得不」的哀痛？但這樣的痛小四如何能理解？
由父親處繼受的信仰，早已悄然消失了，但小明嘶吼而出的話語，句句有形又句句磅礡，那話將小四痛醒了，刀子落在小明身上，就像小四想搗破禁錮，重新找回令他安心信服的價值，小四一邊下刀一邊對小明吶喊著，未嘗不是對破敗現實的強力控訴？
小四有個從片場偷來的大手電筒，他曾四處帶它探照夜晚，日記也靠著這點光亮寫下的，對世界的認識與心得，都是從手電筒開始的，然而，最後小四將手電筒擺還回去了，因為他不再冒險，也無更多日記想寫，那動作意味多麼深遠？當小四在旁人眼中變得越難以理解，他曾有過一次機會，是他的姊姊及姊姊的信仰，無奈為時已晚，此前，小四的父母自顧不暇，小四的同學以和為貴，小四的師長強調規矩秩序，小四遇挫，高壓封閉的環境缺乏支援系統，本來在大馬路上走著的青年，迷路進了小巷，殊料巷子越來越窄，最後竟然只剩一堵牆，難道小四自己把路走絕了？青年都會迷途，但途上，沒人發現他如此迷失，或縱使有人察覺，他們也沒有喚他，終至零出口。
這個1960年代零出口的故事，電影真正成於1991年，正是台灣民主運動風起雲湧時，楊德昌導演深意幾許，或想闡明1960的人們受著極大壓抑，而人逃離不了時代、人只能做時代產物，或想默示1990的這塊土地上，激化族群分裂是毫無意義的同中求異，只是，我身在2011年觀賞如此佳作，除了欽佩楊導演才華洋溢，除了震懾於藝術魅力的無遠弗屆，剩下的，幾乎抱著能避則避的心情，這麼多年過了，某些非黑即白的邏輯更加大行其道，太沉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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